附录

美国消费者心态形成简史

想理解现代美国消费者的心态，把握他们接下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你需要知道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以及我们所有人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如果你在1945年进入长眠，2020年才醒来，这时你可能已经认不出你周围的世界了。这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量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如果你看到纽约和旧金山的财富水平，你会感到震惊。而当你把它们和底特律的贫困相比时，你会再次感到震惊。当你看到美国房价、大学学费和医疗保险的价格时，你的感受还会是震惊。而当你知道普通美国人的储蓄和消费观念时，你的感受依然是震惊。如果你想找个合理的说法来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我想你一定会大错特错，因为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并不符合人们的直觉，并且是难以预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社会中发生的是一个关于美国消费者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助于解释今天美国人的消费观。

这个故事可被简要概括为：局面起初极其不明确，接着变得很好，然后变得很糟，之后又变得非常好，然后又变得相当糟，最后就走到了我们今天这一步。我认为所有这些发展背后存在着一种通用的解释。不是具体的原因，而是能将这一切联系起来的逻辑。

由于我只尝试着将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细节会被我忽略。如果有人指出我遗漏了什么，我很可能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在这里的目标并不是详述每一件事，而是论证一件事是如何影响下一件的。

以下便是现代美国消费者走过的路。

1.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投降那天可谓“美国历史上最欢乐的一天”，《纽约时报》这样描述。

但正如一句话所说，“历史不过是糟心事接踵而至的过程”。

战争结束的喜悦还没持续多久，很快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接下来怎么办？”

1,600万美国人——美国总人口的11%——参加了这场战争，其中被派往海外的大约有800万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3岁。在18个月内，除了其中的150万人，其他所有人都将回到家并脱下军装。

然后呢？

这些人接下来要去做什么？

他们去哪里工作？

他们将在哪里安家？

这些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原因有二：一是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二是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迅速解决，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美国经济将再次滑入大萧条时期的深渊。

战争期间，出现了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个是，住房建设停止了，因为几乎所有产能都被转移到了战争物资的生产上。1943年，每个月新建的房屋还不到1.2万套，相当于每个美国城市只有不到1套新房。回国的军人们将面临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

第二个是，战时创造的特殊工作岗位——制造轮船、坦克和飞机的——在战后突然不再被需要，而其消失的速度和影响是很多私营企业从未经历过的。退伍军人们可以去哪里工作，还是未知数。

第三个是，结婚率在战争期间和刚结束时迅速上升。退伍军人们不想回到父母家的地下室去住，而想立刻建立自己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和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些情况让政策制定者们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大萧条刚刚结束5年，还让人们记忆犹新。

1946年，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警告称“在未来1～4年内可能出现全面的经济萧条”。

在一份1947年的单独备忘录中，委员会总结了与杜鲁门的会议：

我们可能处在某个衰退时期。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所处的位置，明确衰退性的力量是否有引发失控的危险……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点是，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可能会引发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经济萧条的发生。

这种担忧因为无法立刻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愈演愈烈，因为当时美国以外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欧洲和日本——都还在战后的废墟中忙于应对人道主义危机，而美国自身也深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债务当中，因此美国政府对经济进行直接激励的能力受到了限制。

对此，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

2.

美国消费者是在低利率情况下被刻意制造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维持经济运转，美国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低利率。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因为当军人们回到家时，从衣服到汽车的所有消费品都处于短缺状态，而这让通货膨胀率在短时间内便上升到了两位数。

在1951年前，美联储在政治上并不独立。总统和美联储可以通过协商共同制定政策。1942年，美联储宣布将短期利率维持在0.38%，以此来为战争筹款。在接下来的7年里，利率没有变动一个基点。3个月期国债的收益率一直低于2%。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

维持低利率的原因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将美国花在战争上的相当于6万亿美元的融资的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

但低利率对所有退伍回家的美国军人也产生了附加影响——它让房贷、车贷和各种小工具与小玩意儿的价格都变得非常便宜。

一个对风吹草动格外敏感的政策制定者无疑乐见这种情况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促进消费成了一种明确的经济策略。

一个通过鼓励勒紧裤腰带和存钱来资助战争的时代很快变成了一个大力提倡消费的时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谢尔顿·加伦（Sheldon Garon）写道：

1₉₄₅年以后，美国再次与提倡储蓄的欧洲和东亚分道扬镳……政客、商人和工会领袖们都在鼓励美国人消费，以促进经济增长。

两件事推动了这种经济策略的实施。

第一件是《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颁布。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抵押贷款机会。1,600万退伍军人可以在不付首付的情况下购买住房，而且第一年不用付利息，固定利率还很低，每个月需要还的贷款可能比租金还低。

第二件是消费信贷的爆炸式增长，而对大萧条时期严格监管的放松使之成为可能。第一张信用卡诞生于1950年。商店信用贷款、分期付款贷款、个人贷款、发薪日贷款纷纷开始涌现。所有债务的利息，包括信用卡的，在当时都是免税的。

这是一顿美味的大餐，所以大家都在狼吞虎咽。附表1反映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附表1 美国家庭负债总额的变化（单位：美元）

年度美国家庭负债总额

1945294亿

19551,257亿

19653,312亿

20世纪50年代家庭负债的增长速度是21世纪前10年债务泛滥时期的1.5倍。

3.

信贷繁荣和20世纪30年代生产力的隐性增长带来的经济繁荣使美国消费者此前被压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最困难的10年，但在20年后，人们却发现了这10年不幸中的万幸：在大萧条期间，人们应对问题的经验丰富了，社会生产力和创新能力都得到了极大提升。

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没有注意到生产力的提升，是因为每个人的关注点都在经济有多糟糕上。到了40年代，我们依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关注战争。

然后，20世纪50年代到来了。这时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哇，我们造出了一些惊人的新发明，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已经很强了。”

电器，汽车，电话，空调，电力。

在战争期间，许多家庭用品几乎都是买不到的，因为工厂都被改造去制造枪支和船只了。这种情况导致美国大兵们的物质需求在此期间被压抑了。他们在战后结了婚，开始渴望过上正常生活。于是，在新出现的廉价消费信贷的鼓励下，他们开始了一场这个国家前所未见的购买狂潮。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在《大变革时代》中写道：

在战后的这些年里，农民买了一台新拖拉机、一台玉米采摘机和一台电动挤奶机。事实上，他和邻居们合力凑起了一套强大的农业机械装备，供他们共同使用。农民的妻子得到了她一直渴望但在大萧条期间买不起的亮闪闪的白色电冰箱，还有一台最新款的洗衣机和一台冰柜。郊区的家庭安装了洗碗机，并和其他家庭合力购买了一台电动割草机。城市里的家庭则成了自助洗衣店的主顾，还买了一台电视机，放在客厅里。丈夫的办公室里装上了空调。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

消费规模的这次增长是极其惊人的。

从1942年到1945年，商用汽车和卡车的制造几乎停滞。从1945年到1949年，市场上售出了2,100万辆汽车，从1949年到1955年又售出了3,700万辆。

从1940年到1945年，美国境内只建造了将近200万套住房。从1945年到1950年，又有700万套住房落成。到1955年为止，又涌现了800万套住房。

被压抑的物质需求以及新发展的生产力创造了就业机会，让退伍军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而且，这些都是好工作。再加上消费信贷的助力，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

1951年，美联储在给杜鲁门的信中写道：“截至1950年，加上居民住宅建设的总消费支出约为2,030亿美元，比1944年的水平高出了大约40%。”

“战争结束后这些大兵能做什么”的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他们可以用生产新产品的工作赚来的钱去消费，而低利率的贷款又能让他们购买更多东西。

4.

社会分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公平。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国家通过缓解贫困问题而开始变得富裕。

美国人的平均工资在1940年到1948年间翻了一番，到1963年又翻了一番。

这些成果集中在那些收入已经落后几十年的人群中涌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显著缩小。

1955年，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

富裕阶层在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的巨大的拉动作用，如今已经大幅减弱。

作为一个群体的产业工人的影响力是最大的。例如，一名钢铁工人的家庭过去曾靠2,500美元生活，现在能赚到4,500美元；一名技术娴熟的机床操作工的家庭过去年收入不过3,000美元，现在能赚到5,500美元，甚至更多。

至于最顶端那1%的人，那些真正生活优渥的人和富人们——可以被粗略地归为年收入在1.6万美元以上的群体——的税后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自1945年后已经从13%下降到了7%。

这并非一个短期趋势。从1950年到1980年，占比20%的底层收入者与占比5%的最高收入者各自的实际收入增长几乎持平。

趋于平等的不仅仅是工资。

在家庭之外参与工作的女性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她们的劳动参与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1%上升到了1955年的37%，到1965年又上升到了40%。

少数族裔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权利。在1945年杜鲁门的总统就职典礼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写道，一位非裔美国记者告诉她：

你知道这12年来发生了什么吗？如果1933年典礼的接待会上人们对有色人种的接受程度就像今天这样，让有色人种和其他人种混在一起，这个国家的每一家报纸都会来报道这件事，但现在我们甚至都不认为这是新闻了，谁都不会谈及它。

尽管当时的女性和少数族裔拥有的权利与今天相比还很少，但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社会平等方面的进步是不同凡响的。

阶级差距趋于平缓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差距也在缩小。普通人开着雪佛兰，有钱人则开着凯迪拉克。电视和广播抹平了阶级的差距，让人们享受着同样的娱乐和文化产品。邮购商品目录能让人们买到想买的衣服和商品，无论他们住在哪里。《哈泼斯杂志》（Harper’sMagazine）在1957年指出：

富人和穷人抽着同样的烟，使用着同样的剃须刀、电话、吸尘器、收音机和电视机，家里装着同样的照明和取暖设备……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富人和穷人开的汽车的差别很小。在核心层面，这两种人开的车都用着相似的引擎和配件。但在20世纪初，汽车还存在等级之差。

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2016年表示，哪怕是像当时只有三家电视台这样简陋的条件都对文化方面的平等造成了很大影响。他写道：

现在很难想象，但在当时，每天晚上都有几千万户家庭坐在电视机前，在同一个时间收看同一个节目，和隔壁的住户一样。现在只会在“超级碗”当晚发生的事，过去每天晚上都在发生。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节奏是整齐划一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会用同龄人的生活方式来衡量自己活得是否幸福。在1945年到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有很多同龄人可以被拿来比较。很多人——或者说大多数人——过着与他们周围的人一样的生活，至少不会觉得其他人的生活是遥不可及的。“收入水平越接近，生活水平就越一致”是这个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到。

5.

债务在飞速上升，但收入增长得也很快，所以产生的影响并不大。

从1947年到1957年，在新消费文化、新债务产品和有政府项目补贴并受美联储控制的低利率的共同作用下，美国人的家庭债务增加了5倍。

但这一时期的收入增长也非常强劲，所以债务对家庭的影响并不严重。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家庭债务从一开始就很低。大萧条消灭了大量债务，而家庭支出在战争期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进而限制了债务的积累。因此，在1947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里，家庭债务占收入比重的增长是可控的。

如今美国人的家庭债务占收入比重略微超过100%，但即使债务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快速上升，当时的比重也始终在60%以下。

住房拥有率的激增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债务的飞速增长。

美国的住房拥有率在20世纪之初为47%，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一直原地不动，然后开始飙升，在1945年达到53%，在1970年达到62%。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选择的债务形式是前几代人不会选择也不可能借到的，而大部分人都对此欣然接受。

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在《五十年代》（TheFifties）一书中写道：

他们体现对自己和未来的信心的方式让那些在艰苦时期长大的人们震惊不已。他们不像父母辈那样害怕债务……他们与父母辈不同的不仅有收入和消费水平，还有对理想生活已经实现的信念。作为家里第一个拥有房产的人，他们带着一种崭新的兴奋和自豪去商店购买家具或电器——曾几何时，年轻夫妇可能只有在给第一个孩子买衣服时才会表现出这样的激动。对他们来说，拥有了一个家的成就仿佛一种巨大的突破，值得他们买下任何昂贵的物品去与之搭配。

现在，是时候把一些事实串联起来了，因为它们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 美国正在蓬勃发展。

● 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是前所未有的。

● 债务在当时还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债务和收入相比仍然很低，而且人们开始接受“债务并不可怕”这种文化观念。

6.

完美的局面开始崩解。

1973年是昭示着经济形势发生转折的第一年。

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达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通货膨胀率飙升，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起起伏伏不同的是，这次它一直保持在高位。

1973年，短期利率从10年前的2.5%上升至8%。

你必须把所有这些事放在越南战争、社会骚动，以及马丁·路德·金、约翰·F.肯尼迪和鲍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遇刺带来的强烈恐惧氛围的大背景下考虑。

一切看上去都没有希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0年里，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许多大国的制造工厂在战争中被炸成了废墟。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日本正在蓬勃发展，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中东正在向世界展示它丰富的石油资源。

曾经源于运气的经济优势和“最伟大的一代”共同持有的文化观念——被大萧条巩固，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系统性合作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结合体，在“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后出现了转变。新的一代人对何谓“正常生活方式”有了不同的看法。与此同时，持续了20年的经济回暖期结束了。

金融领域中的一切数据都是根据人们的预期估算出的。当经济风向开始转变、变得不平衡之时，20世纪最大的转变之一发生了，但此刻人们预期的出发点仍然停留在战后各阶层相对平等的大背景下。虽然收入水平确实差距不大，但这种平等却不仅体现在收入方面，更多体现在生活方式和消费预期方面：收入处于第50百分位的人的生活不应该和处于第80或第90百分位的人的差太多；处于第99百分位的人的生活水平虽然更高，但仍然是处于第50百分位的人可以想象的。这就是美国社会在1945年到19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的运行方式。重要的并不是这件事在道德上是对是错，而是它就是事实。

预期的改变总是比实际情况滞后。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美国发生的事实是，经济持续增长，分配方式却越来越不公平，然而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生活方式差距的预期并没有改变。

7.

繁荣再次出现，但和以前不同了。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4年的竞选广告“美国之晨”（Morning in America）中这样说：

美国的又一个早晨来临了。今天，去上班的男男女女的数量将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当前的利率约为1980年历史最高水平的一半，因此有近2,000个家庭将在今天购买新房。这比过去4年中的任何时候都多。今天下午，将有6,500名青年男女结婚，而通货膨胀率还不到4年前的一半。因此，他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

这段话并没有夸张。当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到1989年，美国的失业人口比起7年前减少了600万，标普500指数在1982年至1990年间上涨了近4倍，20世纪90年代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总量大致与50年代的持平——前者为40%，后者为42%。

2000年，总统克林顿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自夸道：

新世纪伊始，我们拥有超过2,000万个新就业机会，30多年来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30年来最低的失业率，20年来最低的贫困率，有史以来最低的非裔和拉丁裔失业率，42年来的第一次连续盈余。到下个月，我们的经济增长也会创造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我们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经济。

他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这是一种新型经济。1945年至1973年的经济形势与1982年至2000年的经济形势最大的区别是，等量的增长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口袋。

你可能听过这些数字，但它们值得再次提及。《大西洋月刊》写道：

1₉₉₃年至2012年，金字塔尖上1%的人群的收入增长了86.1%，而占据99%的底层人群的收入仅增长了6.6%。

2011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表示：

在过去的10年中，社会顶端1%的人群的收入增长了18%，而位于中间的人群的收入却在下降。对只有高中学历的男性群体，这一数据急剧下降——仅在过去25年里就下降了12%。

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发生的一切几乎完全相反。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经济学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仅次于对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辩论。幸运的是，对于本书探讨的议题而言，二者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极度的不平等在过去的35年里已经形成一股力量，但它却出现在一个不合宜的时期。这时，美国人依然坚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模式导致的两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他们应该像其他大多数美国人一样生活；通过举债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是可以接受的。

8.

巨大的撕裂出现了。

一小部分美国人收入的增加，导致他们在生活方式上开始脱离更大的群体。

他们买了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送孩子去更贵的学校上学，去奢侈的地方度假。

而其他所有人都艳羡地注视着他们——20世纪80—90年代的广告宣传以及后来的互联网传播促成了这种局面。

一小部分通过合法手段暴富的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让大多数美国人的物欲都膨胀起来，但后者的收入并没有增长。

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崇尚平等和团结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天真地演变为赶时髦、讲排场、向左邻右舍看齐的文化。

现在，你可以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乔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年收入有90万美元。他买了一套4,000平方英尺的房子、2辆奔驰车，把3个孩子送进了佩珀代因大学（Pepperdine University），因为他负担得起。

彼得是一家银行的分行经理，年薪8万美元。看着乔的生活，彼得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也有权利过上类似的生活，因为彼得的父母相信并向他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即使从事不同的工作，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这种观念在他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是符合现实的，因为当时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彼得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但与父母相比，他的预期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彼得是怎么做的呢？

他申请了巨额的抵押贷款，背上了4.5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他租了两辆车。他的孩子将背负着沉重的学生贷款毕业。他买不起乔买得起的东西，但他被迫追求着同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巨大的撕裂。

这种行为放在20世纪30年代看可谓荒谬，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人花了75年的时间，培养出了普通家庭对债务文化的高接受度。

在一段工资中位数基本持平的时间里，美国家庭新购买的房屋面积的中位数却增长了50%（见附图1）。

如今，美国每套新住宅的卫生间的数量都多于居住人数。近一半的新住宅拥有4间或4间以上卧室，而1983年这种规模的住宅的比例仅为18%。

从1975年到2003年，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平均汽车贷款增长了一倍多，从12,300美元涨到27,900美元。

附图1 美国新住宅面积中位数的变化（以平方英尺计）

大学学费和学生贷款的增长情况已经不用我介绍了。

从1963年到1973年，家庭债务占收入的比重基本持平。随后，这一比重不断攀升，从1973年的60%左右上升到了2007年的130%以上。

即使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20年，利率大幅下降，美国人收入中用于偿还债务的比重也在上升，而这种现象明显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对收入最高——也是收入增幅最大——的人群来说，债务和租赁支出占收入的比重略高于8%，但对收入低于第50百分位的人群，这一比重则超过了21%。

这种债务攀升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债务增长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较高的基数开始的。

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这样描述债务危机的起始：人们承担的债务超出其偿还能力的时刻。在这个丑陋而痛苦的时刻，人们就好像动画片里的大野狼，因为沉迷于追逐猎物而一脚踩空，向下看后才意识到不妙，然后就掉了下去。

2008年发生的事的本质就是这样。

9.

一种范式一旦被确立，就很难被改变。

2008年后，大量债务被减免，随后利率暴跌。现在美国的家庭债务占收入的比重处于3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虽然可能是必要之举，却延续了一些趋势，从而导致了我们当前的处境。

量化宽松政策既防止了经济崩溃，又使得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对那些拥有金融资产的人来说是一件好事——其中大多数是富人。

2008年，美联储为企业债务提供了支持，从而帮助了其背后的债主——其中大多数是富人。

过去20年间的减税措施主要惠及那些收入较高的人群。这些人会把子女送进最好的大学，而他们的子女可以继续获得更高的收入，投资由美联储支持的企业债券，拥有获得各种政策支持的股票……诸如此类。

这些事实本身都不是问题，因此它们才能存在。

但它们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更为宏观的事实的写照：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从经济的运作过程中获益。成功不再像过去那样属于有能力的人，而它在降临时带来的回报也比以往更高了。

你不必从道德角度评判这种现象的对错。

而且，在这个故事中，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确发生了，并导致经济偏离了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预期：存在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不存在系统性的分配不均；你对门的邻居和住在几千米外的人们都过着与你水平相近的生活。

这种预期在偏离现实35年后仍然存在的部分原因是，很多人觉得，它如果是真的就太美好了。那么美好，或至少让人感觉那么美好的幻想，是很难被放弃的。

所以，人们还没有放弃希望。他们希望能再次过上这样的生活。

10.

新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每种历史现象背后都有一个群体在呐喊：“停车，我要下去！”

虽然每个群体呐喊的具体细节不同，但他们呐喊的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对社会本该大体平等的预期落空了。他们没能获得别人获得的利益。

只把特朗普的发家归因于收入不平等现象也许是片面的。你可以对其不屑一顾，也应该如此。这些现象通常有很多复杂的深层原因。但收入不平等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会让人陷入这样的思维：“我生活的这个世界跟我想的不一样，这让我很生气。我忍不了了，去他的吧！我要出手改变它，因为目前的规则不管是什么，都已经不管用了。”

想想这种心态一旦受到社交媒体和有线新闻网强大的传播力量催化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些平台上，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看到别人是怎样生活的——这就像火上浇油一样。著名分析师本尼迪克特·埃文斯（Benedict Evans）说：“互联网让人们越频繁地接触新观点，人们对这些新观点的存在就越感到愤怒。”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形势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当时经济观点的传播范围要小得多，既因为观点产生的实际影响的范围更小，也因为人们不会像现在这样轻轻松松地看到和了解别人的想法和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经济学是关于周期的。好年景和坏年头来来去去，轮流坐庄。

美国如今的失业率是几十年以来最低的。事实上，低收入的工人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要高于富人的。如果把助学金考虑在内，大学学费基本没有上涨。如果人人都能研究一下自光辉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在医疗、通信、交通和民权方面的进步，我猜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回到过去。

但这个故事的中心是，预期的调整总是晚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往后的35年中，美国的经济形势变了，可美国人仍然坚守着当初的预期，由此可见一斑。而且，由于预期的滞后性，即使从现在起中产阶级迎来了一次繁荣，人们可能也会延续如今“只有社会顶层才能从中获利”的预期。

因此，人们可能会一直沉浸在对社会不满的消极情绪中。

于是，人们可能无论何时都会有“我们需要立刻改变，变成什么样都比现在好”的想法。

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想法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类重大历史事件的源头，而这又回到了我们故事的开端。

所以，历史确实是糟心事接踵而至的过程。